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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性理论对我国民族教育研究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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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民族报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指出:“加快民族教育事业发展,对于推动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受历史特殊性、地域性复杂性、文化多样性等因素的影响,对我国民族教育进行研究和推动其实践的过程显得愈加复杂和困难。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评论家莫兰的复杂性理论,揭示了人们在认知过程中存在的盲点,强调统一性和多样性的“两重逻辑原则”,试图克服传统科学研究方法的局限性,以整体和复杂的视角进行科学研究。借鉴其复杂性理论的相关内容,深刻理解复杂性理论的内涵,对于促进我国的民族教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民族教育的本质在于承认多样性和统一性的统一

莫兰在《复杂性思想导论》中写道:复杂的东西不能被概括为一个主导词,不能被归结为一条定律,不能被划归为一个简单的观念。复杂性认识在看到了对象的多样性因素之后,还要求看到对象的统一性因素,即把对象看成是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统一。

与一般教育相比,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在于,其人才的培养不仅要适应本民族文化环境和本民族发展的需要,还要兼顾以主体民族为主的各民族共同文化背景的影响。由于教育目的的特殊性,使得民族教育在内容、方法等方面也存在特殊性。在教育内容上,民族教育不仅要传授适应主流社会发展的技能,同时还肩负着传承本民族文化的使命。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使各民族在民族心理上也存在很大的不同,随之带来教学方法和教学策略上的差异。因此,民族教育首先要承认多样性。

一切教育现象的立足点都是为了培养个人生活的能力,最终都是为了促进人的发展。民族教育首先是一种教育活动,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民族教育应该摆脱两个误区:一是过分强调教育对象的多样性而忽视教育的终极目标,即为了凸显民族教育的特色,过分强调差异,忽视学生在主流社会中的发展;二是将民族教育等同于普通教育,过分“求同”,从而忽视民族教育的特殊使命。因此,民族教育应坚持多样性与统一性的统一。多样性体现在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的多样,统一性在于教育的最终目标是促进少数民族学生的发展。

民族教育研究的基础在于多学科的贯通

莫兰批判了经典科学的简单化认识方法的两个极端:即化简和割裂。他认为不同学科之间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贯通,并在《方法》一书中展示了科学体系中的物理学、生物学和人类社会学这三个学科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贯通的关系,并论证了不同学科的原理局部地互为基础。与这一理论相对应的,显然是打破学科壁垒、对对象实行跨学科的综合认识的方法。

民族教育学是民族学与教育学的交叉学科,它首先是教育学科群中的一个分支,由于其特殊的教育对象和培养目标等,在对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可回避地需要民族学相关理论的支撑。复杂性理论坚持打破学科壁垒,实行跨学科的综合认识的方法,正符合民族教育学的学科本质。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各领域间的交叉不断增多,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箱格化的学科分类已经无法满足现代社会的发展。教育作为一个社会的子系统,和政治、经济、文化等系统密不可分。民族教育更是如此。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应该立足多学科视角,以教育学和民族学为根基,以心理学、文化人类学和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为指导,参考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的知识,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复杂性方法论为指导,将其统一到民族教育的研究中来。

民族教育研究强调程序与策略的有机结合

莫兰提出人类行为遵循两种方法:程序和策略。程序是应用在完全有序同质性的稳定的环境中的方法,它由一个固定的行为序列构成。策略是应用在有序性和无序性共同支配的变动的环境中的行为方法,它包含了一些程序化的片段,还包含了许多随机应变的修改措施,以解决不断变化的情况。在客观世界中既利用有序性提供的规律,又利用无序性提供的机遇,以争取实现合乎主体目的的最佳可能性,这构成了主体能动性的实质。

民族学和教育学的相关理论是凝聚了前人的研究基础,经过历史检验形成的具有普遍意义和指导意义的知识体系。民族教育的研究首先要遵从教育学和民族学的理论范式,为民族教育学的研究提供正确的理论基础。但是,由于各民族历史背景、文化条件、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的不同,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教育又各自具有特殊性。有些民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已经形成了比较完整的民族教育体系;有些民族经济发展落后,还在封闭的大山中世代居住;有些民族汉化严重,本民族的语言、文化、历史已经处于濒危状态......种种不同的发展情况,要求民族教育也不能千篇一律,要根据不同民族的实际情况采取随机应变的措施,以解决不同民族、不同历史背景、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教育面临的问题。

民族教育的发展应该坚持“两重性逻辑”原则

复杂性理论中的“两重性逻辑”原则,意味着两种逻辑或两种原则统一起来又不使他们的二元性在这种统一性中丧失。这是对形式逻辑规则代表的简单性思维方式的缺失的弥补。莫兰指出,复杂性理论的目的就是对操作性理性的缺陷进行补救和再处理。复杂性思维方式不是对简单性思维方式的否弃,而是对它的包含、整合。

教育内容方面的双重性,是民族教育双重性的核心。从内部关系看,民族教育双重性是二元结构——既要使学生掌握本民族的语言文化,适应本民族发展的需要,又要使学生掌握主流社会的知识技能,适应主流社会的需要和发展。民族教育的双重性二元结构决定了民族教育的复杂性。二元结构之间的协调和统一是民族教育需要解决的迫切任务。“两重性逻辑原则”正符合我国民族教育的双重性特点。两种原则的统一不是以牺牲其单一特点为代价的,民族教育更是如此——不能为了适应主流社会的发展而抛弃本民族的语言文化,也不能为了单纯强调本民族文化,而与国家和世界脱轨。因此,“两重性逻辑原则”应指导民族教育的发展。如何在实现教育的终极目的——即培养人的前提下,实现民族教育的双重目标,是民族教育面临的责任与使命。

民族教育应该是一种“培育式的教育”

莫兰在《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一书中区分了“培育”、“养成”、“教育”几个词语的含义。他认为,“培育”是指通过实施适宜的手段以保证一个人的养成和发展,以及这些手段本身;“养成”具有塑造和规范化的含义;“教育”是向一个学生传授知识使之加以理解和掌握的艺术或行动。莫兰指出,以上任何一个词语的含义都有局限性和偏颇性,因此他提出了“培育式的教育”,认为教育的任务不是传授纯粹的知识,而是传授使我们据以理解我们的地位和帮助我们进行生活的文化,它同时促进一种开放的和自由的思维方式。

莫兰的这一理念与我国古代提倡的“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观念有异曲同工之处,更强调对学生能力的培养。虽然素质教育和新课程改革在我国已经推行了十余年,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根深蒂固的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育方式。民族地区的教育也面临着这一情况。针对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应更加重视培养学生的能力和生存技能,尤其要强调少数民族传统手工业、技术的学习,不仅可以保留民族文化的精髓,同时也可以使少数民族学生掌握赖以生存的技术和手段。“培育式教育”不仅符合现代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是传承民族文化的手段和方式之一,更是促进少数民族同胞个人发展的有效路径。(石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