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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离不开参与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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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左春和

民主作为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共识已经被全世界追求自由的人们所拥抱,其平等的价值取向所拥有的魅力已经形成对现代人类生活方式的重要影响,民主本身的意义已经无可置疑。目前,即便是极权传统深重的国家也无法否认民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形式,尽管他们进行的是一种极权高度控制下的虚假民主。这同样说明民主的价值和理念已经无可阻挡,虚假的民主之所以需要借助民主的名义,这不是民主的失败,而是民主精神的胜利。在这样的时代,任何独裁与专制都不敢直立行走,它在行使独裁与专制之时,不得不披上民主的外衣。

美国政治学家拉里·戴蒙德说:“一党制政府大部分消失了,因为在当今的时代,什么样的单一政党能够令人信服地宣称具有无限期执政的智慧和道义正当性而不会受到批评或挑战呢?”世界上只有极少数政权不愿放弃独裁统治,极力标榜自身的更新能力和政治正确,但它已经无法阻挡人类政治文明的巨大进步,民主不但成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意识形态的政治哲学,还成为人类追求自由与平等的重要目标。民主在今天已不单单是一种政治哲学或价值目标的问题,千百年来人类不懈奋斗和努力的经验已经证明,没有民主肯定不会有自由和平等,所以,民主已经成为不争的价值共识。

 

  当下对于民主的讨论,重要的是一种参与兴趣、参与方式、参与渠道和参与勇气的问题,因为不论民主有多么美好,如果没有广泛的人群进行广泛的参与和兴趣,民主始终只是一种理念。即使在后极权国家,民主的参与渠道十分狭窄,但也并非堵塞了全部路径和通道,只要有民主的兴趣,民主就无处不在。只要有民主的勇气,民主就变得可能。只要有民主的能力,民主的质量就可以积累而成。民主的兴趣来自生命的兴趣,以及对生命意义的寻根和叩问,来自于人性平等的价值前提,每一个人都不应该失去对于民主的兴趣,因为生命不应是自愿的奴役。民主的勇气是对生命障碍和压迫的蔑视,同时也是对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守护,勇气还是来自生命尊严的激励,是人之所以成人的条件之一。民主的能力是理性的人生对于世界和平的友好储备,这不是一种乌合之众或从众心理,而是对生命价值确认的同时对于同类的尊重。民主不是简单的“多数人暴政”,而是现代意义上最明智的选择,因为在人类社会,任何人都无法成为世俗之王,也无法垄断真理。科恩说,“所有政体中,民主最可能产生从长远来说是明智的政策。这并不是说人民不会错或他们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这是因为只有充分的民主才能使生命回到自己的本身,每个人不应单单是被治者,而且还应是由自己的主动力量参与被治,这样才能避免统治者的专制和被治者的奴役状态。因此,对于民主的参与不仅仅是政治生活的兴趣问题,还是对自己生命和权利的责任所在,也意味着对于未来的信心。

 

  一、民主的真相

 

  1、民主的由来。现在公认的民主制产生于古希腊时代,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形态,它的直接民主给人类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在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所有的官职向全体公民开放,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抽签选举方式(十将军除外)担任政府中的各级官职。雅典的政府官员都有任期,通常为一年,而且大多数的官职不得连任,以免结党营私。凡是重大事务均由集体研究决定,避免个人的专断和因个人的局限性而犯错误,同时也为保证个人权利不受侵害。现代民主制度是建立在自然法、社会契约和天赋人权等原则基础上的代议制民主,是一种更加复杂的政治权力架构。尤其是分权与制衡是现代民主制的主要特点,以防止权力的专断和“多数人的暴政”。在全球化的民主时代,民主制成为战胜极权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强大武器,民主是保卫人的自由与权利不可缺少的盾牌,尤其在与极权主义的斗争中,民主制给专制统治下的人民提供了强大的信心和鼓励。

 

  其实民主并非只是古希腊和西方社会的产物,它来自更加广泛而普遍的人的本性,每个民族、每个区域都有一定的民主制雏形和形式,因为它符合人的平等性要求。正如奥特弗利德·赫费所认为的,社会发展史证明,尽管民主这个词语像其他大多数法和国家理论的词语一样都来自希腊,且希腊人对民主拥有丰富的宪法实践和理论方面的经验,但是,并非如德里达所说的那样,民主只是欧洲的遗产。他认为,在亚洲、非洲的社会发展中,早已有各自不同的民主形式,只是文化背景的不同,存在着形式上的差异,但在基本原则上有共同的本质。基本原则就是以人民为其政治载体,人民是统治的主体,其目的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其本质则是政治的公平性,人民必须广泛参与而不是直接民主,由于其公开性,使政治游戏成为一种透明的规则。

 

  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虽然民主的形式存在着各种差别,但是其目的和本质都是一样的,尤其对少数人的统治和权力的不信任逐渐使其成熟和完善。人类历史中,民主与专制是一部斗争史,现代人类文明使我们知道,民主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特产和专利,它是人类智慧的共同结果,因为除此之外,没有更好的形式来保障人民的自由与权利。虽然在极权主义国家一直在回避民主价值的普适性,但是民主已不存在强大的敌人,即便是一些极端民族主义国家也无法摧毁民主的价值。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都难以成为一个孤立的现象,极权主义对思想的禁锢已经失灵,民主作为一种普适的光芒正在穿过各种雾霾照亮政治理想。民主价值的广泛传播,也无法禁止人民对民主的热爱和追求。虽然在极权主义国家和后极权主义政治中依然垄断着真理和历史,但是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强大力量会冲破铁幕和樊篱,向每一个人传送真理和光芒。正如米奇尼克所说,“现在还在对历史撒谎的人是可耻的,他们的谎言将以同样的方式再次纠缠他们的自身,历史总是对不公平给予惩罚和对说谎者表示藐视,不管是谁。”来自人性中共同的对于自由与民主的追求会打破文化的边界,不会像亨廷顿说的那样造成文明的冲突,而是在普世价值方面形成不同信仰的融合。民主正是这样,它是所有文明得以存在的证明,是人类心智和美好追求的结果。所以,在今天更应清楚的是,民主不仅来自古希腊,它来自生命内部的基本要求,是普遍的生命要素和生存模式的统一。

 

  2、民主的真相。由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压力,致使一些后极权主义国家也在宣扬民主,民主已经成为主流叙事话语。但是什么是民主,民主又具有什么样的形式和内涵?民主国家与极权政治控制中的“民主”有着本质的差异。按照习惯的说法,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但是人民的概念极容易被政治扭曲,在有的政治语境中,“人民”二字意味着对国家根本制度的拥护和忠诚,“人民”不允许对现实政治进行质疑。这样一来,承诺“人民当家作主”,结果是每个人都无法代表“人民”。这样的情况下,人民的内涵已经被权力所置换成权力中心,只有政治权力才能行使“人民”的权力,而每个具体的人只能是被治者。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中,政治权力的目的首先要维护权力的统治和专政,每个人都是专政的对象。这种政治结构实际上不允许每个人自己作主,必须服从权力,让权力为其作主。而真正的民主恰恰是为了防止权力替人作主,因为强行替人作主的政治是一种独裁政治。

 

  其实民主的真相并不复杂,既不是简单的“多数人决定”,也不是被扭曲的“人民当家作主”,同时也不仅仅是一种选举制度,而是公民在充分享有政治自由之下广泛参与社会和公共事务决定中形成的一种国家制度,其中包括国家权力的产生结构和公民的权利保护范围。菲利普·施米特认为:“民主是一种管理体制。其中统治者在公共领域中的行为更对公众负责,这种负责是建立在定期举行的全体公民自由参与的、公开和公正的选举基础上的。”民主制是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和保护少数人的权利。民主制避免使政府权力集中在某一个人或少数人手里,也避免中央政府的权力绝对化,所以地方实行一定的分权和自治。民主政府保护言论和表达自由、宗教和信仰自由,保护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权利,并保护人们组织和充分参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机会。科恩也认为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只是这种社会管理体制与其它管理体制有着重要的区别。在任何社会中,可能存在着多种管理机构,造成人们对于管理机构的习惯性服从。

 

  如果任何一种管理机构的设置不是以全体公民的利益为目的并经由全体公民授权,这样的管理机构就不是民主政体的组成部分,也不具有合法性。因为民主即是民治,在与公民接近的日常生活中的管理活动也须由公民的参与和决策指导,且管理机构必须在公民的监督之下。在科恩给民主下的定义中认为: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或可以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实际上,在现代意义中,民主还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离开了民主这种方式,现代生活就无法进行。离开了民主,宪政也将釜底抽薪,因为没有民主,就不存在宪政的基本要素。近百年前萧公权先生就说,“中国今日当早行宪政,这是人所共持的主张。然而把宪政看成治一切疑难政治病症的万应灵丹却未免有点误会。它是一种政治制度,也是一种政治习惯。前者成于法律的创造,后者成于心理的修养。没有民主的修养,宪政的制度便成为无效的空文”。宪政的目的在于限制权力,民主的目的在于实现人民的平等与自治。现代民主又是一种复杂的制度设计,已经远远不仅是在自治的范畴。民主要求每个人平等的权利和参与政治的机会,防止因部分人的管理形成压服性的权力。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我们可以以此作为准则:不容许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是寡头的,容许所有公民共享的制度是民主的。”尽管如此,民主仍是一种不完美的制度,它的真实面相是坦率承认自身的缺陷,正是如此,民主制度中才离不开言论自由对自身的监督和修补。

 

  3、假主民的面相。真正的民主从不会宣扬自己找到了全宇宙的真理,更不敢声称形成了永远正确的决策或者高调政治自信,只有假民主和极权主义从不承认自身的缺陷,才将自己当作真理的化身。假的民主虽然也以民主之名进行民主的形式,但往往是极权操纵之下的游戏,真正的民主根本不受政治权力中心的控制,反而民主制度本身会限制政治权力。假民主虽然也采取代议制,但是代议者并非出自公民的真实意愿和委托,而是由背后的政治权力进行安排,并在一定范围内控制民意的自由选择。在民主集中制的选举形式中,假民主不可能形成真选举,必须保证选举的结果符合政治权力的意图和安排,即便是控制之下产生的代表也必须控制其选举意图。假的民主制中不允许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其信仰也必须与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这种以民主之名进行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一种高度封闭的体系,堵截了体系的内外交流,阻断了体系外部政治因素的介入。假的民主中任何有异于政治权力目的的言论可被视为国家的敌人,实际上就是根本不允许公民参与国家政治建构与公共政策的制定。

 

  由这种假民主形式制定的文化也是一种高度控制下的谎言文化,使每个人必须围绕在这种文化周围。并且公民自己没有研究历史真相的权利,所有的历史真相被权力所垄断。这方面龙应台先生说得明白通畅,她说:“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发表了任何意见不怕有人秋后算帐;民主就是权利被侵犯的时候可以理直气壮地讨回,不管你是什么阶级什么身份;民主就是不必效忠任何党,不必讨好任何人,也可以堂堂正正地过日子;民主就是打开电视不必忍受主播道德凛然地说谎;民主就是不必为了保护孩子而训练他从小习惯谎言;民主就是享受各种自由而且知道那自由不会突然被拿走,因为它不是赐予的;民主并非只是选举投票,它是生活方式,是你每天呼吸的空气、举手投足的修养、个人回转的空间。”与此相反的那种禁锢的空气与生活,那种由恐惧充满的社会肯定不是真正的民主,假民主虽然披着民主的外衣,而实际上是一种后极权主义统治,因为一切假民主的本质最符合后极权主义的特征。

 

  有反对民主的理由常常推出希特勒上台与苏格拉底之死的史例,其实希特勒上台与苏格拉底之死背后的民主根本不是真正的民主。希特勒上台正是一些政治寡头和势力人物操纵之下的结果,而苏格拉底之死则是民主在未成年之时所缺少理智的遗憾。民主作为一种理念是成熟的,而作为一种实践未必都是完备的。真正的民主制中,失误只是民主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具体现象,这种现象只是一种孤立的偶然,不是民主化的一般逻辑结果。而假民主之中也可能做出一两件有利于公民的决策,但这同样也是孤立和片面的,因为假民主的一般逻辑结果是普遍的对于权力的放纵和对人民的控制与奴役。假民主体制在做一件好事之后往往会用九十九件坏事来把它埋葬,因为假民主的目的不在于每个公民和个人,而在于对权力专制的维护。可惜在长期的专制文化传统中,许多人无法认清民主的真正面相,直到今天仍有人呼唤官员“为民作主”,岂不知这种“为民作主”和“替民作主”更不是民主的要求,是个人权利的丧失和对于民主制度的抛弃。这种情况下必然助长了假民主的欲望,使得假民主有了生存的合法性理由,以此阻挡了民主化的进程。在一个广泛的民主时代,公民有必要清楚地分辨出真、假民主的面相,真民主是生命和自由的保护神,而假民主会给我们带来沉重的奴役和谎言文化。

 

  二、民主的动力

 

  1、民主的觉醒。现代契约理论就是源于自愿承担自我责任的一种模式,建立在民主意识的觉醒之上。奴隶意识没有民主的觉醒,因为奴隶不具有契约的权利条件和心理基础,即便在现代社会,那些自愿奴役的人也不具备契约的能力。契约本身是对生命完整权利的确认,民主的要求便是对生命权利的捍卫。只有民主制度的保证,每个人对权利和义务的承担才有可能,由契约而进行交换才得以有序。由于每个人的能力与机遇存在各种各样的现实差别,契约论直接导向对人权的维护,以拒绝来自他人和机构的无端命令。这里包含着生命的现实利益和条件,同时也涉及到每个人的尊严和心理收益,并直接影响社会制度的构成。自主是每一个生命的原初状态,有着生命自身的原始正义,每个人都愿以自己的能力和方式来追求自己的目的和生活,如果让他人作主,就意味着交出了自由。这种情况下,若是为了必要的公共秩序和对生命的保卫,可以契约的形式让渡部分自由,否则就是一种压迫状态。

 

  现代民主的觉醒在于人们意识到民主的内在价值,它的实质就是社会成员参与社会的管理,这种自治的要求源于对权力的不信任。一种长期的经验事实是,任何权力都不具有道德能力,虽然有的政治权力以道德的自主行为对被治者进行训导。这就需要只有以民主方式监督权力和管理社会才能充分实现社会自主,个人的权利才有实现的可能。民主的觉醒和要求必然引起极权与专制的反扑和压制,打击民主与民主的抗争一直是百年来的壮丽史诗,但已经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人权的觉醒,这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戴蒙德说:“随着公众逐渐为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他们自己所拥有和享用的自由——赋予更高的价值,更多的人开始发出声音,举行示威,组织起来,并以斥责侵犯人权作为开始。”人权的觉醒包括对自由的热爱,自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而不受阻碍的状态,比如人的身心不受他人限制的状态。霍布斯强调,自由是指不存在剥夺人的随心所欲能力的外在障碍,因而人可以不受阻碍地按照他的判断和理性的命令运用自己所剩的权力。这种自由的权利是人权的重要支撑,必须有宪政的制度保护,离开了宪政民主制度,人权就无从谈起。虽然一些后极权主义国家也大谈人权,但他们维护的只是极少数权贵者的人权与自由,普通人既无人权,也无自由。正是对于人的权利的平等性觉醒,才导向人们对于民主制度进一步的兴趣。人们发现历史上任何神仙皇帝都是靠不住的,任何圣人都无法成为永远正确的天使,只有人们广泛的参与之下的民主制度才使人权有基本的保障,否则,人的生命与权利随时会被不受束缚的权力撕碎在风中。

 

  由于人的基本权利可能受到侵犯,人权必须加以宪法的保护。由于民主有时被政治权力所绑架和利用,公民的基本权利必须警惕被公权力所侵害,尤其是公权力借助法律与民主的名义。因此,民主的觉醒要求多数人必须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和基本权利,未经本人同意,任何人、任何机构不得侵犯。近年来,全球化的民主浪潮说明民主作为一种价值已经使人们的权利普遍觉醒,摆脱无缘无故的服从和奴役是人类固有的天性,只有在普遍的民主要求中,人性才得以丰满,民主制度也才更加成熟。否则,如果人们甘愿奴役,不仅没有权利的回归,连专制本身也会进入腐朽。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绝对的服从,就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甚至连发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无须思想、怀疑或推理,他只要表示一下自己服从的意愿就够了”。其实这种自愿的绝对的服从并非出于生命的本能,而是个人的权利被极权或专制长期压抑起来,长期以往,权利已经沉睡,民主的兴趣就无法觉醒。

 

  2、参与公共空间的兴趣。任何个人不论其有多么强大都很难独立地生活于世,自己的生活由自己作主并不是自己可以孤绝地生存,这样既不会有自己珍视的自由,也难有个人的权利,甚至生命权。同样的是,一个民族如果普遍淡漠他人的事务或不愿关心公共空间,像中国传统文人那样“两耳不闻窗外事”,那么这个民族肯定会在奴役状态。因为正是这种普遍的对公共空间的冷漠给了专制长驱直入的机会,个人的民主权利得以退让。公共空间决定着人的共同利益,有的是直接的当下的利益,而有的是潜在的利益,如果人们的民主兴趣从这里撤走,权力会极快地占领并行使在公共空间的影响。现代公共空间是一种权力场域,一个对于民主有要求的人决不会淡漠对公共空间的兴趣,因为公共空间关联着他人的信息、利益和各种影响,释放着对于未来决策的能量。即使作为专业的知识分子也不是只在书斋中就能完成自己的自由和生命价值,他依然离不开公共空间对他的审定。哈贝马斯说,知识分子不一定进入公共行政部门,但决不能犬儒。他说他是教授,同时也是公民,不会淡漠公共领域,所以在20世纪50年代就参加了和平抗议运动,在60年代,对学生运动公开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尤其在20世纪的8090年代参与了一系列关于公共话题的争论,包括纳粹历史问题、公民不服从问题、德国重新统一问题、第一次海湾战争问题、政治避难问题等。

 

  对于公共空间各种问题的介入并不是为了提高话语能力,或者增加专业优势,而是自身的公民身份,这是民主制度得以运行的内在要求。因为民主必须有广泛和深厚的社会基础,也就是必须有广泛的兴趣人群,这样的人群兴趣于公共话题,民主的要求才得以可能。对于公共空间的兴趣是中国文化的弱项,所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变得缓慢,这虽然不是文化决定论的立场,但是文化传统的确对民主的习惯具有重要的影响。梁漱溟发现,历史上的中国文化,有两大古怪点:一是那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一是那种没有宗教的人生。于是他说:“中国民族性的缺点,亦在其与西洋人发生比较竞争之后,大为显露。在这些缺点中,最为人所严重指斥者,有如:(一)不讲公德,缺乏国家观念,自私心重;(二)缺乏纪律,公共场所没有秩序;(三)缺乏组织能力,如一盘散沙;(四)奴役人生,缺乏法治精神。”这种传统人格造成今天的中国文化带有明显的犬儒化色彩,一些自慰性的小技如书法、赏石、茶道、杂耍之类才大行其道,从而占据社会文化的主流。由于其不关心公共空间的犬儒化特征,本身不存在文化对权力的质疑和批评,因此受到政治权力的抚养和激励,造成了中国文化在当代政治文明建构中的严重缺席。即便是热衷于广场活动的儒学、祭孔也不是真正的关心公共空间,只是一种对权力的献媚,其学说是压抑生命的公共兴趣,服从由政治权力强加的秩序安排。正如赫费所言:“儒学就没有一个关于人的抽象概念,而是只讲各种不同的角色的偿付,这样,它就难免缺乏一种人权的载体,即‘人’。”正是这种文化中的普遍的对于公共话题的冷漠,反而大都希望他人关注自己的不公,这样分裂的、病态的文化造成了一种制度文化的长久不息。所以说,参与公共空间的兴趣是政治参与的心理基础和文化基础,政治参与的兴趣又决定了民主参与的可能与否。

 

  3、政治兴趣。亚里士多德说,人都是政治动物。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有当政治家或者掌握政治权力的欲望,而是每个都有政治天性和政治能力,人类社会也必须如此才能达到一种均衡。另外,现代社会都是一种政治社会,一个人无论如何超脱或者隐居避世也无法逃离政治的覆盖或者追赶。每一个人与其逃避政治社会的政治关联,不如主动去参与建构或者改变,因为逃离的姿态本身在完成对于政治权力恣意的放纵。自己不但不能逃脱政治笼罩,还会使政治权力因此更加强硬,自己的自由与权利因此更加萎缩。科恩强调,对每一个公民来说,国家所宣称的目标不论是崇高的,还是愚昧卑劣的,都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每个人均在这些目标的统治之中,因在这样的国家里,每个人的意见虽系许多意见中的一项,但施用的目标是由于公民的参与而产生的。因此,民主国家的公民身份是值得自豪的,因为他的国家的目标就是他个人目标的一部分。在极权或专制国家也都有各自的国家目标,这种目标大都不符合公民的个人目标,因为极权和专制的目的不是保障公民的自由,而是扩张权力,或者奴役统治对象。但是尽管如此,对于政治兴趣的放弃就是对于权力制约的放弃。一个人的政治兴趣可能无法改变权力,但是整个社会成员对于政治的兴趣一定会改善政治权力,因为普遍的对于政治的兴趣会形成对于政治权力的压迫。

 

  洛克说:“人们表示同意建立一个社会或政府,因此,团结起来并组成国家。”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人的自愿,离开了自愿就是强迫,就是以暴力的方式胁迫他人服从。以暴力强迫他人服从的社会无异是黑社会而不是政治社会,因为政治具有一定的游戏规则。即便是以暴力强迫的社会中也不能以此作为放弃政治兴趣的理由,那样的结果只能证明暴力强迫和奴役的合法性。在奴隶生发政治兴趣的那一刻,他的奴役的链铐已经松动,自由会从心底升起。科恩认为,真正的人类社会所具有的属性是不能以暴力作为它团结的原则的,任何团结必须建立在自愿的基础之上。而且这种自愿不是暂时的,而是任何民主的政治社会合乎逻辑的起点。在现代政治社会,即便在后极权主义的统治中,政治权力也不敢轻易宣扬暴力强迫的合法性,甚至还要宣传人们正在积极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一些人消极于政治的理由是自己参与了但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所以便不再关心政治。其实这正是现代政治社会的特点,即便是在民主社会中,任何个人的政治参与都不会有明显的政治改变,如果那样就不能称之为民主制了。任何个人的政治参与对于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改变是潜在的、隐性的。如果政治制度的改变或没有朝着极权之路迅猛膨胀,正是每个人对政治参与的结果,否则,任何政治权力只会朝着利己的方面发展。其实政治兴趣不只是对于国家政治制度的兴趣,它包括公共秩序、文化建设、道德原则以及个人的权利、自由等诸多方面,自己所珍视的价值往往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政治氛围,也无法摆脱政治的影响,并不是任何犬儒化的脱避就能遗世独立。对于政治的兴趣不仅是公民的积极权利,还是民主得以进行的基础,在对政治的兴趣中,才不至于被政治权力所愚弄。

 

  三、民主的参与

 

  1、个人的民主能力。虽然在民主化进程中反对素质决定论,但是个人的民主能力确实是民主进程的重要因素。每个人的民主能力决定着民主制的质量和完善与否,同时也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从心理上来说,首先要接受并乐于接受民主的理念,认为这种理念是完整的,并且具有应然意义上的对现实民主实践的引领作用,从而知道民主只是世俗社会的一种制度。心理认同民主制度是因为它比极权制度和专制制度优越,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公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因此,这种民主认同是一个社会民主化进程的心理基础;从理性上来说,人们知道民主并非就是完美的制度,民主并不能直接解决问题,而是由它来创造解决问题的条件。正是每个人都难免犯错误才需要民主,多数决策的原因就是避免犯错误,但同样不能保证民主制下的全部正确。这是民主制本身的局限,所以,理性地对待民主是疯狂地崇拜极权万能的重要区别,这是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理智条件。正如波普尔所言,“理性取向就是随时准备承认我可能是错的,你可能是对的,凭借这种共同努力的态度,让我们更接近真理”。

 

  从实践来说,民主的效果必须在实践中进行检验,虽然它来自经验事实,但鉴于不同的地理、时间、文化、民族等诸种条件的变化,民主必须重视在实践中的效果。民主的心理条件和民主的法制条件不同,民主在实践中的效果也大为不同,它需要公民在具体的实践中补充和完善它的形式和程序;从现实来说,现实中的民主与民主的理念永远存在一定的距离,这与现实中每个人并不完美有关,由于人性的幽暗,即便再严密的制度设计,也都可能因存在瑕疵而出现错误。这不是民主制本身的问题,而是民主制需要健全的问题。任何民主社会都是一个缓慢生长的社会,制度也会永远在不断的修正之中,成熟的公民宁可选择在不完美的民主制成长中,也不会迷信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从冲突的解决方式来说,民主的能力还包括妥协,妥协不仅是一种政治智慧,还是民主得以成功的重要前提。现实中,每个人的利益之间不可能完全一致,每个人的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也会存在冲突,民主制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在消除这种冲突时使一方利益受到大的伤害,但无法保证每一方的利益都全部得到满足。这就需要民主社会的公民在坚持原则的同时要有妥协的精神,这种妥协只能是对民主的一种支持,而不是对极权主义倾向的让步。

 

  从现实的利益判断来说,民主社会的公民能力需要秉持客观的立场,事实求是地摒除自己因利益立场而可能带有的偏见。现实中每个人都有自身的利益关系,极易在判断中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如果这样不具理性能力的民主,就会导致偏离了民主的结果。它需要人们为了民主制度而抛弃自己的私利,对事物保持客观中立,这也是民主社会中法治的心理基础;从未来发展来说,民主时代必然在全球胜利,民主在将来唯一的敌人只是自身的问题,极权主义早已不是它的对手,但在一些局部可能存在民主的挫折,但这不是民主发展的大势。这同样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必须怀有足够的信心相信民主的最终胜利,一定相信几个独裁者无法消灭民主,导致民主沦亡的往往是公民对民主失去了信心。梁启超曾说,“民主制度,天下之公理”。世界范围内的民主浪潮已经使民主深入人心,它带来的福祉远远胜过科技的进步,况且只有全体公民的民主能力的不断加强,民主化进程则会加快并不断完善。公民个人的民主能力不是深思和教育的结果,而是在实践中得来。正如萧公权所说:“我认为除实行宪政外,别无其他训练宪政能力的方法。”民主正是如此,只有在不断的民主参与中,民主的能力才能提高。

 

  2,参与方式。在民主社会,参与民主的方式有很多,比如选举、批评政府、游行、示威或参与国民预算等。这里主要讨论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参与民主的方式,因为后极权主义社会民主的渠道非常狭窄,正是如此,民主参与的意义会更大,作用也会越加显现。后极权主义社会,公民依然存在一定的民主空间,虽然有些民主权利只是一种文字,但只要没有被现行法律所禁止,这种民主参与就是可能的,并且具有推动实质民主的作用。首先要保持言论自由以及言论的兴趣,对于民主来说,言论自由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在后极权主义社会最有可能的参与方式。虽然在后极权主义社会言论自由受到许多限制,但并未从现行宪法上删去。言论自由仍然是公民个人的一项重要权利。言论表达中,主观价值判断享有绝对的自由,因为它不涉及事实命题,任何个人或机构都无法宣称自己的价值判断绝对正确。这便是民主参与的最便捷和安全的通道,因为价值判断的言论表达可以陈述自己的意见甚至批评,这样容易让真理露出水面。约翰·密尔说:“如果言路保持开放,在人的理智能够接受的情况下,只要有更好的真理,就可找到它。同时,由于我们已在我们今日可能的范围内对真理进行了探讨,我们也可以放心。”一个国家如果宣称实行民主,肯定不是看它的经济发展与国防力量,而是首先看它的言论自由程度,如果没有实质性的言论自由,肯定没有实行民主的诚意。另外,言论自由还是对整个社会民主能力的训练,在言论自由中培养公民的合作精神与宽容心态,这是民主参与的必备条件。

 

  目前针对民主参与的压制不仅是政治权力方面,还有来自社会部分人群的心理偏狭和认知错误,甚至有相当的人群视民主为乌合之众,或者是秩序的破坏者。即便在知识界,有的人也难容他人的价值判断和言论批评,甚至有知名律师还要鼓动公权力来绞杀对自己的质疑者,这种情况就已经在扼杀民主的基本条件,有时比政治权力更恶劣。正如萧公权所言:“夫言论之不自由,固为目前不争之事实,然徒知提倡言论之自由而不努力培养自由之言论,则其论亦不免偏狭之病。何为自由之言论?发自独到之思考,根据诸事理之观察,尊重他方之意见,而不受自己感情之支配,或他人主见之指使者是也。吾人试一检时人之言论,其能虚心持平以立说,合于上述标准者固不乏其例,而意气用事之谈,偏狭无容之见,亦触目易现。异己者势欲打倒,同调者奉若神明,圆通宽大之风度,渺乎其可寻。此种入主为奴,反自由精神之论,以较压迫言论者之器识与见地,实无异一丘之貉。”

 

  其次是保持建议的兴趣,建议权是公民合法享有的基本权利,任何人都可以向政府建议公共政策等问题。公民的个人建议不一定被采纳,但是若有大量的同类或相同内容的建议也会对权力起到一定的压力作用,而建议的兴趣本身就是民主参与的兴趣,何况建议本身还至少说明建议者对现状存在批评的态度,是一种公民价值立场的合理表达。建议在非民主社会中是一种温和的最低成本的抗争,它同样是公民权利意识觉醒的结果,也是民主的训练之一。社会成员如果都保持建议的兴趣,人们的意见会达成一种均衡,也正是民主精神的体现。民主离不开完备的制度、程序和形式,但是人们保持对公共权力建议的兴趣也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不能仅仅把这种建议矮化在奏折派的行为层次。

 

  另外,在现有民主参与中对公权力的监督也是合法的形式之一,任何法律并没有载明对这一权利的禁止。对于公权力监督的意义并不是一种爱恨情仇,而是现代民主制度的起点,其深刻的意义在于对权力永远保持怀疑,民主的要求本身就是从不信任权力开始的。正是出于对少数人或掌权机构的不信任,民主制度才得以进展。如果政治权力中心永远正确,就可以全部替民作主,根本用不着民主制度了。对于公权力的监督不但是现实民主参与的可行通道,还可以培养公民精神,这种民主实践都是非知识能够代替的。君劢先生在考察欧美宪政史时发现,文艺复兴、商业革命、现代科学的产生以及政治革命都是宪政产生的背景。正是由于人民的广泛参与,才得以实现人身自由、言论出版自由和结社集会自由这些基本权利,然后使民主制度得以成熟。他说,“欧美经四百余年政治上的斗争,而终必出于一途,先例若此。吾国其早顺世界潮流与民意所向,则国本安定;反之,则国本不定,而陷于自侮自伐,此则吾人所应熟思深考者也”。

 

  只有对民主力所能及的广泛参与,才能打开政治权力的封闭体系。现代各国的参与式民主也都是长期发展的结果,并不是出于一次完美的设计,这里离不开人们的为民主而斗争。每一次大范围的人民对民主的参与,都会使政治权力让步。或者重新评估人民的力量,当前成熟的民主制度也是政治不断文明化的结果。

 

  3、参与的勇气。对于非民主国家的民众来说,对民主的参与还需要勇气,因为追求民主确需付出代价。对于民主的追求不但会使权力中心极度敏感,还会妨碍权力的行使,势必会引起政治权力对民主诉求的压制。但是,民主的价值和意义已经明了,只有民主才有自由与人的目的的实现,也才能防范公权力的侵扰,所以追求民主就是追求生命完整的意义。民主的浪潮已经席卷全球,它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就是因为它符合人的目的的追求,并且,正是民主的光芒给非民主国家的人们提供了斗争的勇气。莎士比亚说,“事情必将如此,要不然我们也会令他如此”。民主是人类应该如此的制度,如果不是如此,人们必然为之而斗争。美国政治学家拉里·戴蒙德在考察了韩国、台湾、巴西、智利和西班牙等威权统治下的民主化进程之后发现,推动民主进程的力量主要是这些国家的人民所暴发出来的对于民主追求的勇气,他们不畏挫折,始终保持对于民主的信心,最后使民主转型得以成功。他还发现,对台湾民主化起到特别作用的是那些新涌现出来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不但在经济快速发展时代成长起来,还进一步具有了自身的话语能力。这些知识分子通过家庭和社会纽带与新的商业阶层联系起来,因为他们大都在国外受过良好的法律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训练,这使得他们强烈地认同西方的民主理念。他们不仅仅只是言论表达,还和民众一起出现在各种抗争运动中,正是这种无可压抑的勇气,使台湾的民主转型受到世界瞩目。包括今天,台湾的知识分子依然保持着对于民主捍卫的勇气,他们作为知识分子与大陆的知识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大陆的知识界虽然也是经济迅速增长之时完成了自己的利益积累,但同时也具有了自身的利益立场,他们也呼喊民主与自由,但他们大都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去生活。

 

  在追求民主的过程中,勇气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如果没有勇气去实践民主,民主就只能是纸上谈兵或画饼充饥。没有勇气的民主不但不能落地行走,还会进一步导致政治权力的极权主义倾向,然后利用人性的弱点充斥恐惧,这是一些后极权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哈维尔发现,在后极权主义国家,到处弥漫了恐惧,恐惧占据了所有人的生活,因为这里已经没有勇气。在生命的意义中,勇气更是不可缺少的,没有勇气的生命只能甘愿在奴役之中。阿伦特说:“勇气让人们摆脱生命的忧虑,一心追求世界的自由。勇气不可或缺,乃是因为在政治中,安危所系的不是生命,而是世界。”缺少了勇气的世界会成为一个奴隶的世界,其政治文明意义也将失落。

 

  对于民主参与的勇气并不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和外化,而是由自己对社会、对政治权力、对公共政策、对各种事件发出的独立判断,是在公共空间行使自己的理性。勇气是一种永不妥协的姿态,但并不是在具体问题上没有协商的余地,勇气是一种对生命斗志的保持。在一个现代政治社会,生命受到文化的长期奴役,民主参与的勇气是摆脱奴役的开始,也是在打开文化的枷锁,懦弱才是极权专制的养料。长久一来,奴性文化造成人的精神植根于极权制造的凯撒王国,自由是一种稀缺之物,缺少了自由冲动的民族绝不会有民主参与的勇气。民主参与不仅打破文化的桎梏,也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再造,民主活动中,契约精神才能深入人心。

 

  民主参与的勇气并不是乌合之众的暴力主张,而是理性和平的民主建设,是秩序与规则的创制,只有在理智的勇气中,民主才会款款而来。昂山素季、曼德拉等人都怀有理智的民主勇气,他们面对的是文明的对手,从而赢得了胜利。正是勇气,使得他们经受了漫长的监禁生涯,面对历史的逆流,并未抱怨各种外在的条件,而是把勇气化作信心。戴蒙德说,民主的勇气一定要超越知识分子的悲观态度,因为有些时期确实存在一种形式上更为隐蔽的文化论上的悲观情绪。这种悲观论认为,民主体制基本上存在于有着犹太——基督教和启蒙文化传统的西方这一事实并不是偶然的,一些国家的民主品质正在恶化,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强化了威权趋势。这些担心、警醒的重新评估都有相应的理由,但他说,我们却不要,也没有理由对民主失望,“民主的价值观和憧憬越来越多地具有普世性——即便是在据说不太友善的中东以及更大范围的穆斯林世界”。因为从长远看,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政治文明的基本态势,以及人类文化的总体渴望和制度要求的总趋势依然十分有利于民主,民主带来的人类福祉已经给各国追求民主的人民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和参与的勇气。

 

  在深刻的社会变迁中,由民主化带来的冲击使旧的社会结构正在坍塌,民主参与的勇气不只是对极权和专制的破坏,更多的是一种建设。民主参与中的勇气不只是针对强权的,有时候更需要针对乌合之众,因为非理智状态中的民主不仅不是真正的民主,还会为政治权力的暴力化提供借口,其对民主的破坏不亚于极权。君劢告诫说,“革命的心理背景与建国的心理背景是有不同之处的。第一,革命是破坏,建国是靠有思想有经验的建设。第二,革命是靠奋不顾身的精神,而建国是靠冷静的头脑。第三,革命是靠武力与战争,而建国是靠和平与法治。以上三种不同之处既然明白,所以建国的重点应该放在理智上而不放在感情上,应该放在和平方面,不是战争方面,应该放在理性方面,不是暴力方面,应该放在法治方面,不是混乱方面”。这种理智中的勇气前提是面对文明的对手和权力进行的民主承诺,但并不是说放弃暴力革命的权利。保留权利和权利实施是不同的,和平的主张是因为预设的对手具有民主的诚意和底线,只要公民保持民主参与的信心和勇气,即刻会检视政治权力所作出的民主承诺。因为世界上有的独裁政治是革命的结果,而有的独裁政治则是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形成的,经济的自由并不一定带来政治自由。尤其是经济的快速发展还可能为极权提供非民主的借口,人们也容易深陷于经济逐利的幻觉之中,从而淡化了民主参与的兴趣。民主参与决不是一种抽象的思维游戏,它关联到旧制度的坍塌以及新制度的诞生,关乎人们对于摆脱奴役的真正渴望。